中國時報 2007.04 13 (A15)
亞洲開發銀行剛出爐的一份報告中提到，過去五年，在台灣只有所得前二○％的高所得者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這個貧富不均的原因之一是對企業的各種減稅。
就在同一時間，似乎為了提供這個論述最真切的註腳，部分朝野立委提出了為富人減稅的方案：打算廢除遺產贈與稅。
這是台灣民主轉型的最大弔詭之一。政治學或經濟學理論預期民主化應該會帶來更平等的社會。因為一方面，威權時期在政治上被噤聲的弱勢團體在 民主化後被解放，原本被壓制的工會也可以開始代表勞工爭取利益，所以政府應該有更多偏重於弱勢的政策。另方面，中間收入的選民也會反對稅制太過於偏向富 人，而會用選票支持某程度的財富重分配。二十世紀初歐洲福利國家的建立正是因為工人獲得普選權的結果。
在某層次上，這些理論在台灣的確獲得證實。不論是老人年金、老農津貼或是全民健保的實施，都反映了民主化的平等化邏輯。但是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核心機制之一，稅制改革，在台灣不但沒有朝向更平等，反而不斷劫貧濟富。
目前，個人海外所得、證券及土地交易所得等資本利得都不必繳稅。經建會在前兩年的「推動財政改革」報告也指出，雖然綜合所得稅有效稅率會隨 著所得增加而提高，但累進程度並不明顯，因為中、高所得者享受的各項免稅額、扣除額遠高於低所得者。不健忘的人應該記得在二○○五年，全國最高所得的四十 個富豪中，有八人一毛都不必繳，有十五個人只繳納一％的稅率。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不但低於最資本主義的美國，也在兩千年後低於同為四小龍的南韓。尤其，賦稅制度作為財富重分配的重要機制，在二○○四年只 改善台灣民眾所得差距的○．一四倍，與美、日等國相去甚遠。這因為，如主計處的研究指出，「我國稅收減免項目繁多，整體賦稅負擔率遠低於國際水平。」
這個民主化許諾的失落有很多原因：第一，是當民主化賦予弱勢團體和工人力量時，其同時也開放特殊利益團體和資本家對政治有更大的影響力，而 後者當然比勞工和弱勢有更大的影響力。台灣從九○年代以來的減稅政治可以清楚看到這些資本家的影響力。第二，可能是台灣的政治制度會引導政客更關心侍從主 義式的資源分配，而不是進行結構性的資源改革。第三，過去唯經濟成長至上的發展主義，不僅形塑經濟官僚的意識形態，也深深烙印在許多民眾的態度上。這種發 展主義更衍生出許多未經檢驗的迷思，例如唯有低稅賦才能留住投資等等。第四，全球化對重分配政策的侷限，雖然這些侷限常常是被誇大的。
在泛紫聯盟、台聯之後，準備重返政壇的羅文嘉也在上周提出民進黨應該走中間偏左路線。在民進黨當前政治角力的荒謬劇中，這當然是值得鼓勵的 方向。但是任何對中間偏左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力量的主觀期待，除了關懷民生的泛泛口號，或者具體的社會政策和稅改政策之外，還必須回應上述長久根植在台灣政 治體系的制度性障礙以及外在的新挑戰。
在經歷了民主化的政治轉型後，台灣面臨更迫切的轉型課題是，能否能建立一個更符合平等公義的國家。這也是民主化對社會平等的許諾。
亞洲開發銀行剛出爐的一份報告中提到，過去五年，在台灣只有所得前二○％的高所得者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這個貧富不均的原因之一是對企業的各種減稅。
就在同一時間，似乎為了提供這個論述最真切的註腳，部分朝野立委提出了為富人減稅的方案：打算廢除遺產贈與稅。
這是台灣民主轉型的最大弔詭之一。政治學或經濟學理論預期民主化應該會帶來更平等的社會。因為一方面，威權時期在政治上被噤聲的弱勢團體在 民主化後被解放，原本被壓制的工會也可以開始代表勞工爭取利益，所以政府應該有更多偏重於弱勢的政策。另方面，中間收入的選民也會反對稅制太過於偏向富 人，而會用選票支持某程度的財富重分配。二十世紀初歐洲福利國家的建立正是因為工人獲得普選權的結果。
在某層次上，這些理論在台灣的確獲得證實。不論是老人年金、老農津貼或是全民健保的實施，都反映了民主化的平等化邏輯。但是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核心機制之一，稅制改革，在台灣不但沒有朝向更平等，反而不斷劫貧濟富。
目前，個人海外所得、證券及土地交易所得等資本利得都不必繳稅。經建會在前兩年的「推動財政改革」報告也指出，雖然綜合所得稅有效稅率會隨 著所得增加而提高，但累進程度並不明顯，因為中、高所得者享受的各項免稅額、扣除額遠高於低所得者。不健忘的人應該記得在二○○五年，全國最高所得的四十 個富豪中，有八人一毛都不必繳，有十五個人只繳納一％的稅率。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不但低於最資本主義的美國，也在兩千年後低於同為四小龍的南韓。尤其，賦稅制度作為財富重分配的重要機制，在二○○四年只 改善台灣民眾所得差距的○．一四倍，與美、日等國相去甚遠。這因為，如主計處的研究指出，「我國稅收減免項目繁多，整體賦稅負擔率遠低於國際水平。」
這個民主化許諾的失落有很多原因：第一，是當民主化賦予弱勢團體和工人力量時，其同時也開放特殊利益團體和資本家對政治有更大的影響力，而 後者當然比勞工和弱勢有更大的影響力。台灣從九○年代以來的減稅政治可以清楚看到這些資本家的影響力。第二，可能是台灣的政治制度會引導政客更關心侍從主 義式的資源分配，而不是進行結構性的資源改革。第三，過去唯經濟成長至上的發展主義，不僅形塑經濟官僚的意識形態，也深深烙印在許多民眾的態度上。這種發 展主義更衍生出許多未經檢驗的迷思，例如唯有低稅賦才能留住投資等等。第四，全球化對重分配政策的侷限，雖然這些侷限常常是被誇大的。
在泛紫聯盟、台聯之後，準備重返政壇的羅文嘉也在上周提出民進黨應該走中間偏左路線。在民進黨當前政治角力的荒謬劇中，這當然是值得鼓勵的 方向。但是任何對中間偏左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力量的主觀期待，除了關懷民生的泛泛口號，或者具體的社會政策和稅改政策之外，還必須回應上述長久根植在台灣政 治體系的制度性障礙以及外在的新挑戰。
在經歷了民主化的政治轉型後，台灣面臨更迫切的轉型課題是，能否能建立一個更符合平等公義的國家。這也是民主化對社會平等的許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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