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民主化與平等

　中國時報 2007.04 13 (A15)

　亞洲開發銀行剛出爐的一份報告中提到，過去五年，在台灣只有所得前二○％的高所得者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這個貧富不均的原因之一是對企業的各種減稅。

　就在同一時間，似乎為了提供這個論述最真切的註腳，部分朝野立委提出了為富人減稅的方案：打算廢除遺產贈與稅。

　這是台灣民主轉型的最大弔詭之一。政治學或經濟學理論預期民主化應該會帶來更平等的社會。因為一方面，威權時期在政治上被噤聲的弱勢團體在 民主化後被解放，原本被壓制的工會也可以開始代表勞工爭取利益，所以政府應該有更多偏重於弱勢的政策。另方面，中間收入的選民也會反對稅制太過於偏向富 人，而會用選票支持某程度的財富重分配。二十世紀初歐洲福利國家的建立正是因為工人獲得普選權的結果。

　在某層次上，這些理論在台灣的確獲得證實。不論是老人年金、老農津貼或是全民健保的實施，都反映了民主化的平等化邏輯。但是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核心機制之一，稅制改革，在台灣不但沒有朝向更平等，反而不斷劫貧濟富。

　目前，個人海外所得、證券及土地交易所得等資本利得都不必繳稅。經建會在前兩年的「推動財政改革」報告也指出，雖然綜合所得稅有效稅率會隨 著所得增加而提高，但累進程度並不明顯，因為中、高所得者享受的各項免稅額、扣除額遠高於低所得者。不健忘的人應該記得在二○○五年，全國最高所得的四十 個富豪中，有八人一毛都不必繳，有十五個人只繳納一％的稅率。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不但低於最資本主義的美國，也在兩千年後低於同為四小龍的南韓。尤其，賦稅制度作為財富重分配的重要機制，在二○○四年只 改善台灣民眾所得差距的○．一四倍，與美、日等國相去甚遠。這因為，如主計處的研究指出，「我國稅收減免項目繁多，整體賦稅負擔率遠低於國際水平。」

　這個民主化許諾的失落有很多原因：第一，是當民主化賦予弱勢團體和工人力量時，其同時也開放特殊利益團體和資本家對政治有更大的影響力，而 後者當然比勞工和弱勢有更大的影響力。台灣從九○年代以來的減稅政治可以清楚看到這些資本家的影響力。第二，可能是台灣的政治制度會引導政客更關心侍從主 義式的資源分配，而不是進行結構性的資源改革。第三，過去唯經濟成長至上的發展主義，不僅形塑經濟官僚的意識形態，也深深烙印在許多民眾的態度上。這種發 展主義更衍生出許多未經檢驗的迷思，例如唯有低稅賦才能留住投資等等。第四，全球化對重分配政策的侷限，雖然這些侷限常常是被誇大的。

　在泛紫聯盟、台聯之後，準備重返政壇的羅文嘉也在上周提出民進黨應該走中間偏左路線。在民進黨當前政治角力的荒謬劇中，這當然是值得鼓勵的 方向。但是任何對中間偏左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力量的主觀期待，除了關懷民生的泛泛口號，或者具體的社會政策和稅改政策之外，還必須回應上述長久根植在台灣政 治體系的制度性障礙以及外在的新挑戰。

　在經歷了民主化的政治轉型後，台灣面臨更迫切的轉型課題是，能否能建立一個更符合平等公義的國家。這也是民主化對社會平等的許諾。

【張鐵志】奪回民主想像權

　中國時報 2007.02 09 (A15)

　民族主義（台灣與中國的兩種）、左翼的社會主義和反美帝主義，以及右翼的經濟發展主義，都不斷誘惑著人們去忽視政治自由的重要。

　我過去在這個專欄不完整地討論了上述部分議題，但那些思考的片段觸碰到了一個當代民主在實踐上與正當性上的危機。

　在實踐上，七○年代中期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在這幾年早開始出現停滯或逆流。許多新興民主化國家轉化成為一種民主和威權的混合政權－－他們可能舉辦自由選 舉，但是侵犯人權、打壓反對黨及言論自由，或者總統享有不受制衡的權力等等。去年泰國的政變，俄國的普丁的日益威權化，都讓人擔心民主的脆弱。

　但一個更大的問題是，越來越多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進步分子）開始對民主與人權感到冷漠或犬儒。

　這種對民主態度的退卻，一個原因是民主體制在許多國家並沒有帶來當時美好的許諾。例如經濟沒發展、社會沒有更平等，反而貪汙腐敗更多，造成人們對民主期待的幻滅。另一個我想特別指出的原因，是美國小布希政府的鴨霸所造成的反彈。

　美國一向用自由民主作為政治修辭在世界推展他們自己的價值和利益，第三世界充滿了血淚斑斑的歷史。而當前小布希的新保守主義更是最積極強調在世界各地推動民主的議程；他最偉大的「民主」實驗場當然是伊拉克－－但這顯然已經成為一場消耗無數生命的挫敗與混亂。

　另一方面，當布希口口聲聲喊人權與自由時，在國內，他的政府卻以反恐怖主義之名打壓公民自由，或是在關塔那摩監獄虐囚。當美國在世界張大嘴巴說民主自由時，其國內的民主卻是數十年來的大撤退。

　美國民主外交的偽善、一意孤行、與金錢利益（如中東的石油利益）的掛勾，讓這個「自由議程」完全失去正當性，並讓民主的理念受到牽連。研究民主的著名政治 學者戴蒙（Larry Diamond）說，布希的傲慢讓許多人開始對民主的理念感冒，新聞週刊也報導中東的人權工作者被視為美國外交的打手。

　這個問題對傳統左派尤其意義深遠。左派在歷史上不信任自由民主體制，而更關注實質社經平等。尤其當美國帝國主義的議程就是推動自由民主時，反美的激情常常 會淹沒對那些反美國家中民主的重視。伊拉克戰爭開始後，部分美國左翼知識分子就提醒他的同志，不要只罵布希卻無視於哈珊的人權迫害，不要只沈醉在自身對於 邪惡美帝的想像。

　是的，我們不應該讓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與論述拱手讓出給右翼保守派。為何不去爭取民主的想像權？我們應該去批評威權體制－－即使偶爾和美國立場一樣，但這不 代表我們不能同時批判美國的隱藏議程。甚至，我們應該走的比美國外交政策更遠。美國當前的民主議程很大部分是對選舉的執迷－－認為只要有選舉就是有民主； 但真正關心民主的推動者，應該更關注人權、言論與結社自由、壯大市民團體和社區，下放政治權力，以及民主的品質。

　所以，沒有政治民主，不可能有社會改造。但當然，沒有社會改造，政治民主也只會是空洞的。